南方地区宋壁画墓资料不及北方丰富，四川、江苏、福建、江西等地有少量的宋壁画墓发现。四川地区的石室墓装饰题材也以开芳宴为中心，辅以武士、四神、妇人启门、孝子故事等，采取的是浮雕的形式。四川、江苏、江西、福建等地相继发现的宋墓壁画，扩大了对两宋壁画墓的认识。从壁画题材内容、绘画风格技法来看，闽赣两地有较多的一致性，反映出两地文化及社会习俗的相关特点。
兴起于漠北草原的契丹族，以骁勇善战，据有北部中国的大片土地，建国后分别设上，设中京于大定府，设东京于辽阳，设西京于大同，设南京于北京。这五京之地，大体也是辽代壁画墓的集中分布地区。由于辽对境内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采取“因俗而治”的方针，尊重各自的文化传统和民族习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因此辽代壁画墓明显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面貌。一类是契丹皇帝陵和贵族墓，主要见于辽上京、中京和东京腹地，并呈聚族而葬的特点。另一类是汉人墓，主要发现在辽南京、西京附近和东京的部分地区。
契丹族最初并无筑墓埋葬的习俗，后来逐步吸收汉文化，辽政权建立后，开始仿照唐制修筑墓室，厚葬风气急剧蔓延。墓室规模之大，随葬物品之丰富豪华，已超过了同时的中原地区。除常见在壁面上作画的做法外，契丹族还流行在墓圹内安放柏木护墙板，壁画直接绘在木板上。另有在石棺、木棺内壁施绘的做法，这些“棺画”的功能与壁画相同。辽墓壁画的题材同样具有与游牧生活和传统习俗相适应的特点，早期辽墓多以游牧生活和草原风光为主，布局简单，赋色单纯，装饰意味较浓。中晚期以后，大量出现仪卫、伎乐、侍宴、神兽等内容，在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同时仍部分保持着契丹民族的特色。
辽壁画墓最先示诸世人的是帝王陵。其中以辽圣宗庆东陵保存最好。庆东陵的建筑彩画在已发现的辽墓中等级最高，在墓内砖砌仿木构件上及墓壁上方，工笔彩绘龙凤、花鸟、祥云、宝珠以及网格状图案。在墓道、前室及其东西耳室、中室和各甬道壁面上，描绘与真人等高的人物76身，人像上方都墨书契丹小字榜题。东陵最有特色的壁画，当属中室四壁所绘的山水。画面上云彩澹澹，雁翔翩跹，湖水盈盈，野兽出没山石杂树之间，分别描画的是春、夏、秋、冬四季风光。构图严谨，季节特征鲜明，鸟兽形象生动，真实地再现了捺钵之所的景色。契丹贵族壁画墓从1950年代起相继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哲里木盟和赤峰地区被发现。
在以辽阳为中心的辽东京辖地，也先后发现了一些辽代壁画墓。1976年发现的天祚帝天庆二年辽北宰相萧义墓，是一座大型砖筑多室墓，墓道两壁壁画各长10米，西壁绘出行，东壁画归来。墓门过洞两壁绘迎送主人的备饮、备食图，甬道东西两壁的武士高达3米。出行图中以双驼高轮毡车为中心，墓主坐于车中，车马相接，各执事人员前呼后拥。画中人物多契丹装束，用具也多契丹族的特点。人物造型以墨线勾勒为主，线条劲健流畅。法库叶茂台辽墓还出土了极有研究价值的绢画《深山会棋图》与《竹雀双兔图》。
自后晋石敬瑭会同元年割地之后，燕云十六州归入辽土，即今河北省境内长城以南、易水和白沟以北的地区以及山西省北部地区。燕云之地发现的辽壁画墓主要分布在辽西京的大同、南京的北京和河北宣化，绝大多数为汉人墓。由于民族成分、文化传统、历史渊源和地理位置的关系，这些地方的辽墓壁画中的衣冠服饰、起居器用，绘画样式风格等方面与北宋壁画墓有较多的一致处。辽西京道境内壁画墓发现最多的是河北宣化区下八里辽晚期张氏和韩氏墓群，重要的有张世卿墓、张文藻墓和韩师训墓等。
女真族习俗薄葬，金代的壁画墓数量和规模远不及辽代，而墓葬类型与宋辽壁画墓有极密切的承继关系。山西在金时分属西京路、河东北路与河东南路，是金墓发现最多的省份，并以晋南最为密集。在金中都大兴府周边地区、冀晋相交的太行山区，以至东北到朝阳，西北至甘肃，也陆续发现有金代的壁画墓，呈现出各地区的绘画的特点。
宋金墓中流行最广的壁画题材是孝行故事，差不多成为墓葬中的主题，艺术形式包括石棺线刻画、画像石、砖雕和壁画，分布的地区遍及豫西、豫北、晋南、江南以及甘肃、四川等地，已成南北社会的葬俗。按壁画资料的显示，以二十四孝为图本的孝行故事画，在北宋宣和年间进入墓葬之中，当时还不见普及。它在金墓壁画中广为流行，可能受金熙宗尊孔崇儒政策的推动，既有理学思想的影响，又与全真教宣扬节孝有密切关系。以山西、河南为中心的众多金墓中普遍都雕绘孝行故事图，画法渐趋程式化，后世流行的二十四孝条屏当有此渊源。
迄今发现的墓葬中，可以确定为西夏墓葬的并不多。西夏帝陵及其周边的陪葬墓，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西夏王陵8号陵据推测为第八代皇帝神宗嵬名遵顼的陵墓。清理时在墓门外甬道两侧存有武士画像。武士画作天王形，头上绘火焰纹，身着战袍，叉腰佩剑，着护臂甲，臂后绘飘带。这一发现说明西夏墓葬中同样流行装饰壁画的习俗。
西夏普通汉人墓，有用木板画作装饰的做法。1977年在甘肃武威西郊林场发现了两座西夏汉人火葬墓，其中天庆七年西经略司都案刘德仁墓出土29块木板画。3号墓出土二男侍木板画。这些木板画原整齐地排放在墓壁，实际上起到壁画的作用。多数木板画描绘的是现实人物，包括男女侍、武士、童子和龙、鸡、狗、猪等，也有日、月、星等天象。人物衣纹线条起笔粗重，转折陡直，可与敦煌西夏石窟壁画相互参照。
元代的仿木砖雕壁画墓继承了宋金遗风，主要集中在山西和内蒙古地区。元代壁画墓按其地域明显可见汉人墓和蒙古贵族墓的分别，汉人墓一方面沿用了宋、金壁画墓开芳宴的生活题材，更突出了墓主宴享表演情节，增加金银钱帛、斗库牛羊等象征财富的画面。另一方面山水、花鸟等文人画题材被引入墓室之中，并以水墨画的技法作画，呈现出简淡野逸的审美品格。蒙古贵族墓一方面吸收汉地壁画的题材内容，同时又描绘骑从狩猎等塞外风俗民情，兼有宗教信仰的内容。元墓壁画在沿用宋金传统的同时而有了变化，孝行故事壁画的减少和重宴享财富的表现是其变化之一。太原西南郊瓦窑村元延祐七年墓，在墓室东南壁绘库房，专画有管库人和标有“库房”、“□斛库”、“什物库”、“金银财帛家产钱物库”榜题的画面。山西金墓中还常见用散乐杂剧砖雕作为装饰，与壁画杂剧表演画面具有相同的用意，真实地反映了元杂剧在山西民间的流行程度。
元代文人画的兴起影响到社会审美风尚的变化，以水墨宣淡为基本面貌的花鸟山水画被引入墓室中，成了元墓壁画中最具有时代特点的表现形式。民间画工以模仿日常家居常见的屏风、立轴、条屏作画，题材和表现手法也追慕名家典范。南方地区元代壁画墓发现不多，公布的资料仅限于福建将乐县光明乡元墓和重庆市最新发现的一处元墓。元代蒙古贵族壁画墓在内蒙古地区发现多座，辽宁凌源、甘肃漳县、陕西蒲城以及北京也有出土的资料。这些“只识弯弓射大雕”的马背骄子，他们的形象风采和生活习俗在壁画中得以真实地再现，从中也能够清晰地看到草原民族传统与汉文化的交汇融合的进程。
明清两代由于葬俗葬制的演变，社会风气的移易，壁画墓的数量急剧减少，壁画的艺术水平也大不如前。迄今所发现的明清壁画墓主要在北方地区，壁画中常见家居宴饮和出行等生活题材。比较特殊的是河南荧阳明代温穆王朱朝坨墓的壁画，墓内绘制了一套完整的佛教法事壁画，反映了佛画在明代葬习俗中的实际运用。能够看出时代新变化的是摹仿流行的四条屏花鸟和诗轴所作的墓室装饰，北京门头沟马怀印夫妇墓壁画梅、菊、荷、牡丹四条屏，陕西大荔李氏家族墓中的石刻条屏和诗轴画像，均是民间工匠仿效时尚的作品。南方仅见浙江嘉善县陶家池明壁画墓，题材有墓主遇仙人，老者观瀑等高逸神仙题材，背景衬以水墨松石，可与明代山水人物题材的卷轴画相比照。
明清壁画墓考古发现的数量较少，壁画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段虽然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继承，社会生活和时代风尚在壁画中也得到相应地反映，但画手主要是地方民间工匠，壁画图像和表现手法偏离时代艺术的主流，题材内容的民俗化和艺术表现的民间化倾向明显。它将中国古代壁画墓的演变线索引向了民间形态，“艺术在民间”则作了墓室壁画的谢幕辞。